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国家要解决人才流动“供给侧”问题

       “教育扶贫和民生有关，教育扶贫需要改变基本教育条件。尤其是贫困地区，现在有的连课桌椅都没有。该不该修路？该修路，但教育经费也得向贫困地区倾斜。”郑强提到，贵州省一直高度重视教育扶贫，现在每年基本拿出7％的经费支持教育。但如果真的要解决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侧问题，郑强认为还是需要进行“体制扶贫”和“政策扶贫”。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解决实在问题。郑强表示，像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东部地区一些顶尖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已经超过90％。一般性大学，比如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学位的比例也达到了67％，苏州大学超过65％，上海大学达到了62％。而贵州的高校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全省平均水平只达到了16％左右。贵州大学是贵州省比例最高，也只接近30％，与东部的差距很大。

       “如果国家要举办‘高级人才’运动会，贵州大学能参加人数和东部发达地区同等高校估计要差一倍甚至更多。”郑强强调，东部发达地区人才大量集聚，甚至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端人才严重缺乏，企业都找不到人才。

       “人才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商品是朝着需求方流动，教育和人才的供给侧和商品不一样，不能完全靠自然流动，因为往往是朝着反向流动。”郑强表示人才和商品不一样。

       “在人才培养上，国家对博士学位数目做了严格控制，但控制没有解决人才‘供给侧’弱化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郑强介绍，2015年贵州全省高校一年招聘到的人才只有140人，反之，在他工作过的浙江大学，一年能达到2000人。

       郑强说，政府要对人才的供给侧、需求侧进行调控，要制定政策让东部的人才去西部，如果没有政策让东部集聚的人才流向西部，那就让西部地区“自产自销”自己培养人才。

       “如果能做到人才均衡流动，贵州大学依然差就认了。”郑强说，如果争取不到国家层面上政策支持，仅靠闷声做教育是无法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的。

       大学教育的“扶贫”是要体制红利

       “中小学教育扶贫是条件改善，大学教育的扶贫是要层次提升，要体制红利。”郑强认为，真正的扶贫是扶智，是自身造血功能的提升。赠送些书本、棉衣都解决不了贫困的根本问题，还会让老百姓和孩子变得更加依赖和懒惰，甚至丧失自我创新动力。

       “目前国家还有13个省没有一所中央财政支持的大学，教育部是全国所有大学的教育部，而不是北上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的教育部。”一直以来，郑强都希望在西部地区能有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让人才能更多的留在西部。

       “国有四大银行哪个不到贵州开分行？电信运营商哪个不到贵州开分店？两大石油巨头哪个不在贵州开加油站？为啥不办直属大学呢？神州都能飞天，航母都能下水，为什么就不管这十三个省的高等教育。”郑强反问。

       “西部地区本来就穷，人民花了大量的心血培养人才，最后孩子都跑到外省读书了。”“实际上这十三个西部省份中小学的孩子要公平考试也未必会输给其他省份，他们的差距是在大学。”郑强表示，希望国家能像建新疆建设兵团那样建设西部高等教育。“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了，会赢得青年的心。”

       郑强说，这几年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多次提出促进教育公平，让教育向中西部倾斜，更多的惠及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其实最大的一点就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这些年国家引进外资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如果没有本地人才被培养起来，他们将必定从外地引进人才，这就造成人力资源成本的大幅上升，会导致他们失去在中西部长期投资的热情。”郑强希望国家能在目前还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13个省份中，择优选取一所高校成为中央示范大学，起到一个带头引领作用，“这会让中西部老百姓受到很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