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社会族群文化的多样性给美国教育史学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族群课题。美国教育史书写地图的三大阵营代表在族群课题的多元文化色彩上风格迥异，从卡伯莱的白色神话到克雷明的颜色改良，再到斯普林的颜色革命，构成了美国教育史学族群议题的多元文化价值光谱，从中也折射出美国教育史多元文化世界里的史家身影与价值立场。史家的文化认同是隐藏于后的关键根源，值得反思关切。
关键词
美国；教育史学；多元文化；族群；文化认同
美国教育史家斯普林（Joel Spring）曾尖锐地指出美国历史上确然无疑的种族与文化冲突，直陈种族主义是美国教育史的组成基础之一。［1］所以，斯普林在书中开篇立意：文化与种族问题是美国历史与教育的中心问题。种族与族群，用词各异，而实际所指则差离不远。简而言之，种族偏重生物属性，而族群着重文化因素。而“多元文化”一词，显然更为关注“种族—族群”之族群维度与方向。在美国教育史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族群课题是美国教育史学不同流派无以回避的重要内容。史笔挥毫间，远不止笔墨轻重篇幅多少，更显教育史家渗透其中的价值意涵。
一、三大阵营：美国教育史学的基本慨览
教育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的诞生，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美国教育史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的事情。［2］继德国之后，美国成为世界教育史研究重镇，其重要标志是卡伯莱（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于1919年出版《美国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3］卡伯莱及其《美国公立教育》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卡伯莱之前，美国教育史家为美国教育史学的创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尤以巴纳德（Henry Barnard）博士的资料积累和史实确定为甚。巴纳德博士的《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以及美国联邦教育部和各州的教育年鉴与报告提供了美国教育最为丰富的资料存储。［4］要论对美国教育史学之史料贡献，首功非巴纳德莫属。史料对于史学之要义，无须多言。当然，历史也始终不仅仅止于史料，历史学还是不能简单地与史料学划等号。尽管巴纳德于史料上对美国教育史学居功至伟，但纵是在前卡伯莱时代，美国教育史学的先驱桂冠还是戴在了梅奥（Amory Dwight Mayo）的头上。只有到了美国传统教育史学先驱梅奥那里，美国教育史才实现了某种故事性历史层级的“综合”。［5］梅奥所做的事情是从“巨大的过量材料”中精选能反映公立学校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故事——教育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伴随着共和胜利而来的公立学校的胜利。［6］梅奥打下了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模胚，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实际上有一个深深的梅奥烙印。在卡伯莱之前，是为美国教育史学的萌芽、准备与初步创立时期。此时，教育史记载更多表现为资料的汇集，更多呈现为松散的大事记和编年，尚缺乏教育史学之作为“历史”的某种提炼、综合与升华。而美国教育史学的创立之功最后花落卡伯莱，这是因为梅奥虽然勾勒了路线，凸显了意图，但是缺乏一部体现其意旨的、正式出版的教育史作品。对于20世纪的美国教育史学来说，前卡伯莱时代的漫长时段可称之为一种教育史学准备，尤其是史料的准备。是为前卡伯莱时代的美国教育史学。
自卡伯莱创立美国传统教育史学以降，20世纪的美国教育史学实际上依稀可见一条基本路线图。如同历史学家经常难以对历史达成一致理解与认识，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史，或者更细致地说，20世纪美国教育史的书写历史，也给教育史家留下了争论巨大的话题。教育史百年书写的历史进程本身也是一个需要探索和讨论的历史问题。相比于直接研究美国教育史，对于教育史书写的历史探讨要少得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有限的研究中获得美国教育史家对于教育史学的自我认知，特别是美国学者科恩（Sol Cohen）和凯斯特（Carl F.Kaestle）为我们描绘出的美国教育史学基本路线图。
科恩对美国教育史学的贡献有点类似巴纳德，因为他对美国教育史文献的梳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他主编了五卷本《美国教育文献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Documentary History）。［7］这里对于科恩的文献之功和教育史学的研究创造不作介绍，而特别指出他在1976年发表于《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的论文——《美国教育史的历史，1900-1976：历史的种种用法》（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1900-1976：The Uses of the Past）。［8］这是科恩在当时对20世纪以来的美国教育史学的基本概览。在这篇论文里，科恩实际上回顾了自1889年由布恩（Richard G. Boone）编写的美国第一本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问世起至1976年止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历史。从中可以窥见截止科恩时期，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首先是卡伯莱。卡伯莱及其《美国公立教育》代表了美国一种“老”的教育史学。自贝林（Bernard Bailyn）开始，这种老的教育史学开始遭受批判。科恩论述了从贝林到史密斯（Wilson Smith）再到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对美国卡伯莱教育史学模式的终结一击。科恩认为卡伯莱的影响被人为高估，而其他教育史学人作出的贡献被忽略了。但科恩的这篇论文无疑肯定了，甚至也进一步加重了卡伯莱教育史学的历史份量。当后人对美国教育史学一种“老态”的批判集中火力于卡伯莱及其《美国公立教育》时，恰好说明了卡伯莱及其代表作对于美国教育史学的意味隽永。
科恩的论文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教育史学的很多后续画面还未展开。而后续画面可见于凯斯特的《教育研究的历史方法》（History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一文。［9］凯斯特在《教育研究的历史方法》一文中，对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教育史学的嬗变进行了总结。通过凯斯特的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于传统教育史学的修正是循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以拓宽研究范围为特色，其代表作就是贝林和克雷明的著作：另一条路线则是引起教育界躁动不安的激进主义路线，因为这一派别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凯斯特指出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开放。具体而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新方法作为新理论与新技术，值得教育史学效仿学习，这一点也暗合了凯斯特所呼吁的对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某种折中解释。［10］
综合科恩与凯斯特的梳理，结合目前学界关于美国教育史学的总体研究，可以认为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大致分为三大阵营：（1）传统教育史学，以卡伯莱及其《美国公立教育》为代表；（2）修正教育史学，以克雷明及其《美国教育》为代表；（3）激进教育史学，这个阵营难以找到如卡伯莱与克雷明般的标志性人物与作品。相比之下，激进教育史学阵营本身存在更明显的多元化与碎片化。20世纪70年代是激进派最为活跃的时期。围绕激进派教育史学家出版的教育史作，可以发现，教育史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73年，拉泽逊（Marvin Lazerson）在《哈佛教育评论》发表了题为《修正主义和美国教育史》（Revision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的书评，对凯茨（Michael Katz）的《阶级、官僚政治与学校》（Class，Bureaucracy and Schools）、格里尔（Colin Greer）的《伟大学校的传说：美国公立教育的修正主义解释》（The Great School Legend：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和斯普林的《教育与公司国家的兴起》（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的内容及其特点分别进行了述评。［11］从书评的本身以及评论的对象文本都可以看出，美国教育史学的激进派就其作品形式而言，都不似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般力求对美国教育史作一个综合性的书写编纂。斯普林的《教育与公司国家的兴起》是一部教育政治学作品，并非典型的教育史作品。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里，斯普林写过不少教育史作品，其中不乏关于教育政策史这样的专门性作品，但其最重要、最典型的教育史作品无疑是其一再修订再版的《美国学校》（The American Schools）。概而言之，传统教育史学、修正教育史学与激进教育史学，美国教育历史书写的三大阵营与流派及其代表在基本路线图上三足鼎立。其笔墨所呈现出的多元文化不同面相则是美国社会族群文化多样性的某种反映与折射。
二、二元结构：美国社会族群的多元文化
鸟瞰美国大历史，其族群之多样性可以简单概括为“二元结构”。美国的族群分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分类。把美国族群划分为主导族群和少数族群的简单二分法不失为一种便利的方法。主导族群指白色人种族群，少数族群主要指有色人种族群。美国的有色人种族群主要分为四大类：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白人族群和四大有色人种族群构成了美国族群的二元结构。白人族群占主导地位，少数族群占非主导地位，白人文化是主流文化，有色人种文化是非主流文化，这是美国多元文化的基本态势。
（一）白色人种族群
美国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在于这简单地二分法下的另一层复杂关系与结构。白人族群是美国的主导族群，但白人族群事实上又分为“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Culture，简称WASP）族群和白种少数族群。WASP族群也就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族群；白种少数族群大多来自西欧和北欧，特别是爱尔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这些非英国的欧洲移民也是白种人，其文化与英国血统的WASP族群也比较接近，但其在美国的历史经历还是遭遇不少偏见与歧视，尤其是其中的爱尔兰人。不过这些早期的美国第一代移民通过相互通婚和美国化，原先的族群认同大多不存，能否作为少数族群这一群体存在尚有争议。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白人族群内，非WASP群体的事实无论在美国过去、现在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容简单轻易地与严格的WASP族群混同。其中较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是宗教与语言问题。在白人少数族群中，其信奉的宗教有别于清教徒的教义。其中，德裔美国人保留了德语，形成德语区，而其宗教信仰虽也为新教体系，却归属路德宗，这有别于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来自爱尔兰的早期移民多信奉天主教，且英语文化有限，又多从事较为低下的工作。在美国历史上，遭受偏见和歧视的白人少数族群，以爱尔兰人为甚。在整个20世纪历程中，大多数南欧和东欧的白种少数族群成员一直按照先他们而来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一般方式生活，逐渐融入一个较大的文化中；而许多人还保持着较为强烈的族群意识和母国情结。WASP族群对于某些欧洲后裔的刻板印象不乏偏见，但公开歧视白种少数族群的现象还是相对少见。［12］这一点，相比对有色人种族群的公开歧视迥然有异。
在美国白人族群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犹太裔美国人。到20世纪末，长达近三个半世纪的犹太美国移民史，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聚居了七八百万犹太人，仅纽约一个城市就有220万犹太人。［13］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伴随世界历史大势，先后形成过五次移民浪潮。早期犹太人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但犹太人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慢慢从美国的边缘走向中心：美国犹太人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奋斗之路，一条不断遭受挫折的成功之路，终于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移民群体成长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14］犹太人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以至于流行一种说法：美国控制世界，而犹太人控制美国。流言或许夸张，但犹太裔美国人以只占不到3%的人口，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15］所以，虽然犹太裔美国人在人口数量上是少数，但多不认为其是美国少数族群。相对而言，美国拉美裔人口要多得多，却要归属于少数族群。
（二）有色人种族群
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是一个肤色极为复杂多彩的地方。一般来说，美国的有色人种主要包括四大族群：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
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即美国黑人，是美国种族主义最大的受害者。黑白问题可以说是美国种族问题的焦点问题。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在法律上确认了一种制度性歧视，造成了被人诟病的“美国困境”——一个民主社会对一个人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抹杀。［16］在美国族群关系史上，黑人遭遇了最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最高法院所谓“隔离但平等原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写照。压迫越深，反抗越甚，美国黑人的抗争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歇。从南北战争到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诞生，从巴士座位到小石城的伞降，从金博士的梦想演说到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判词，从黑奴到黑人到非裔美国人，美国黑人走在改善族群关系的最前线。最为突出甚至有点矫枉过正的非洲中心主义，已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力量。而美国黑人族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断活跃在美国社会各领域，但广大的非裔美国族群不时遭遇的偏见与歧视，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毒瘤。
拉美裔美国人（Latino Americans）也叫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Hipanic-Americans）。这一群体的美国人共享西班牙语言，且大多信奉罗马天主教。不过相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与类似，其相互间的区别与差异或许更巨。古巴难民的中产阶级身份与墨西哥裔的工业劳动力之间，共同的语言与宗教比起多种身份角色差异，似乎根本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族群共性。所以在拉美裔美国人下往往根据其母国来源再分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等。这些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增长较快，美国人口普查局1998年的数据显示大约有2 930万人，占总人口11%。另外，美国移民规划局估计约500万的非法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语世界。而且人口学家的预测多认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数量将增加，比例将上升。语言、宗教、背景、母国、态度与价值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得拉美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社会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形成自身的族群文化。
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指移民美国的亚裔，无论是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组织方面，差异之显著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早在1849年的淘金热就催生了华人移民的血泪史，但亚洲移民真正成为美国重要移民来源也就是二战后几十年的事。事实上，在1960年，亚洲移民还难以进入移民数量前十，而到了1985年，前十位的移民中已经有了六个亚洲国家。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属于较成功的移民群体，中日韩后裔的美国人从事的工作多为管理性、技术性和专业性职业，其中越南裔美国人似乎相对困难些。不过相比其他少数族群，亚裔美国人相对来说更多地融入并参与美国社会［17］，对英语与教育有更为融合的动机与努力［18］，与拉美裔美国人较为强烈的西班牙语保留，对照明显。
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即印第安人。北美大陆原来是印第安人的家乡。美国独立战争后，政府通过与部落签订条约的方式竭力攫取更多的土地，一旦遇到抵抗，政府就诉诸武力。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土著美洲人在美国政府的征服下步步败退。1871年，美国政府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政策，此后推出“保留地”制度，把印第安人集中到特定区域。土著人的生活继续远离他们的土地与传统，而被迫依附于外界，土著人的语言与宗教慢慢改变，英语与基督教成为无从选择的替代。政府下辖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负责相关事宜，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对儿童的强制教育——印度人孩子被政府从其父母身边带走，送入专门的寄宿学校，以迅速地社会化为“美国人”。1924年土著人才享有美国公民权，之后，土著美国人陆续从保留地迁出，融入美国社会。近来，几乎大半土著美国人有着双重或多重的种族意识。土著美国人的经济收入和水平处于美国人均水平之下，其中高等教育比率的低下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和因素。晚近出现的一些对土著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虽然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土著文化的回归，印第安人部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兴旺的迹象，但整体而言，土著美国人仍然处于不利的状态，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美国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这主要还是文化因素造就的：土著美国人对生活的非竞争态度及其对高等教育的无视与拒绝，让他们的生活与文化在美国的竞争社会中节节败退。土著人的深度肤色，也让他们成为偏见与歧视的直接目标。［19］
三、一脉暗流：美国教育史学的颜色演变
美国社会族群的多元文化既是美国教育史学不容忽略的历史内容与主题，也是美国教育史家族群焦虑的文化心理，更是美国教育史作品内涵意义的社会文化语境。前文所述及教育史学的三大阵营流派与族群文化的复杂二元结构，两者之间看似相距甚远，但经目光流连反转，则可发现潜藏于通行文本中的另一线索。通过前文对美国教育史书写地图的粗略爬梳，可以发现，从卡伯莱的《美国公立学校》到克雷明的《美国教育》，再到斯普林的《美国学校》，标志了美国教育史学世纪演变的关键节点和注脚。正是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经典作品，暗含了教育史多元文化书写的某种立场光谱，以一种直观表现来说，其中渲染了不同的族群颜色。是为美国教育史学传承演变明线外的另一暗脉。
（一）卡伯莱教育史学的白色神话
“教育史是文明史的一个方面。”［20］卡伯莱认为美国教育走过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而美国文明的源头，在卡伯莱看来应该追溯到欧洲，特别是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卡伯莱认为，美国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加入了许多新的不同元素，但文明结构的基础离不开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这是卡伯莱所确认的现代美国和欧洲文明的三大基石。美国教育离不开欧洲传统。说起美国教育，其开端与宗教密切相关，学校起源于教会教育儿童的需要。［21］卡伯莱区分了殖民地时期三种重要的教育制度类型，即新英格兰清教徒类型、宾夕法尼亚类型和弗吉尼亚类型，卡伯莱认为这三种学校类型构成了美国教育的特色，并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教育的发展。虽然这三种教育类型在宗教方面区别较大，但三者共同的地方在于欧洲的传统与白色的文化。事实上，美国教育的开端就是有白色印迹的。当时的学校教育以宗教目的为明显特征。宗教教育在教科书中得到直接的体现和贯彻。独立战争以前，美国的学校教育以英语为教学工具，以宗教为教学目的。《新英格兰读本》的出现和风靡，折射出当时美国学校教育的基本内涵。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看，《新英格兰读本》无疑是WASP文化的一个载体。从这一教科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学校在建国前夕的肤色。美国建国之后，基于宪法之宗教规范，公立学校的宗教目的得以清理剥离，教科书的世俗性日益强化，教育的宗教目的在公立学校被最大限度削弱，而教学的英语方式与工具，则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美国学校教育的英语问题，在卡伯莱笔下的整个公立学校运动中几乎销声匿迹。卡伯莱可以不吝啬笔墨，铺陈美国公立学校战斗历程的七大战略要点，但英语已然不是需要关注和讨论的内容。事实上，卡伯莱也注意到美国公立学校运动历史进程中的母语非英语阶层［22］，但卡伯莱只是轻描淡写地把他们划归到公立学校的反对者之利益集团。对于母语非英语阶层，卡伯莱是如此笼统地一笔带过，以至于这里很难准确判断这一非英语阶层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只是简单指代那些来自欧洲的非英语阶层，还是包括美国南部部分西班牙语阶层，甚至还有印第安部落非英语阶层？通览卡伯莱笔下的公立学校运动之章节，卡伯莱之“非英语的阶层”更多意义上似乎主要是直指来自欧洲的非英语阶层，特别是美国德语区这样的地域阶层。当时美国境内的众多少数族群，显然也部分归属于母语非英语的阶层，但似乎其在卡伯莱笔下的公立学校运动史中毫无身份与地位，有些甚至连个反对派也算不上。黑色与红色，似乎根本难以落入白色的背景，在白色的光谱中，卡伯莱关注的似乎是谁更白。只有白色才是颜色，黑色和红色，似乎连颜色也算不上。
卡伯莱的颜色书写跨越白色边界，要等到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体系确立之后。特别是20世纪前后30年的时间范围，卡伯莱的教育史书写才对白色之外的有色族群问题略有粗略勾画。卡伯莱之所以在美国教育史的这一阶段瞄上不同的颜色，根本原因是卡伯莱看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夜，美国移民是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对美国教育的形塑起到重要的作用。卡伯莱注意到了美国移民自1882年以后的特征变化，欧洲移民中北欧和西欧移民突然大规模减少，南欧和东欧移民大规模增加。卡伯莱认为这些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几乎没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观、自由观、法律观、秩序观、公共行为准则观和政府观，他们的到来给美国的传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消弱并腐蚀着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的出现，也给各地的教育带来极为严峻的压力。美国面临着严峻的种族同化问题，让卡伯莱忧心的种族问题，实际上还是当时的白色少数族群问题。而其他少数族群，卡伯莱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和笔墨。事实上，在卡伯莱的历史书写中，特意对当时的移民特征和来源结构作了简略的图示。卡伯莱看到了当时相对少数的亚洲移民，也注意到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但卡伯莱并没有讨论他们的教育问题。或许是因为当时这两个移民群体的数量和社会力量及影响较小，卡伯莱并不认为他们的教育问题需要历史书写。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集合体，卡伯莱不无骄傲地宣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所有民族与种族的集合体。在美国南部，美国教育的问题主要是黑人教育问题。但也仅仅道出这一个问题而已，卡伯莱并没有对美国的黑人教育，以及美国黑人与白人在教育领域的巨大不公与差别，留下只言片语。美国教育的族群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矛盾，被卡伯莱轻轻地一笔带过，或是掩盖了，或是忽略了。卡伯莱的美国教育史学似乎是没有颜色的，如果一定要加上颜色，那也是白色的。卡伯莱以美国公立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史故事是一个为WASP文化代言的白色神话。
（二）克雷明教育史学的颜色改良
在克雷明的“教育结构”中，故事的色彩明显改变了绝对的白色笼罩。“被遗弃的人们”是克雷明对19世纪美国本土教育形成过程中黑人与印第安人遭遇的基本概括。［23］相比卡伯莱对黑人教育问题的一笔带过，克雷明至少让黑人与印第安人走进了美国教育史，至少是书本中的教育史。通过对黑人社区文化的描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克雷明的美国教育故事添加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情节冲突。美国本土教育及其三位一体的理想与精神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复杂的种族问题。克雷明承认美国历史上白人社会对黑人和印第安人或者对所有有色人种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这些非白人群体是不堪同化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群体认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等欧洲白色人种，才是应该并可以被迅速美国化的目标对象。克雷明对美国教育史上白人族群尤其是占统治支配地位的白人对美国有色人种以及那些略显“深色”的白人的偏见，秉笔直书毫不掩饰，用词本身足以表露克雷明的恻隐之心和同情之意。克雷明显然是把他们也当做美国人来看待的，真正的美国本土教育理想与精神有这些被遗弃的人们的声音与意见。
克雷明对于美国有色人种教育经历的关注主要地还是集中在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上。而其他有色人种的教育问题并没有提到类似的地位与高度。相比后来斯普林以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的直接用语，克雷明教育书写中的“被遗弃的人们”在对象范围上尚难覆盖拉美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人。虽然“被遗弃的人们”似乎更直白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某种温情，但相比斯普林的概念用词，“被遗弃的人们”实际上少了更多的“多元文化”意涵。因为诸如非裔美国人之概念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对于族群文化权利与地位的承认，而克雷明的“被遗弃的人们”则少有族群文化身份归属与权利承认的意涵。这一点就历史书写的家法规矩来说，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和折射克雷明作为教育史家对个人意志的某种克制，但同时也多少暗示了克雷明在美国多元文化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观念。
当然，克雷明教育故事中更多的身影和更为响亮的声音显然来自美国主流群体，这个主流群体的肤色是白色的。克雷明注意到美国一些社区文化通过音乐与故事代代相传并在传承中不断修改的史实，而且这种社区文化往往为白人所惧怕。［24］从多元文化族群观的视角来看，克雷明讲述的美国教育故事主要还是美国白人族群的历史。这个白人族群以原先的WASP文化身份为主体，经过美国化，聚拢了部分欧洲移民的身份归属，在美国社会形成以“新教—盎格鲁—美国的价值观”（Protestant Anglo-American Culture，简称PAAC）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身份与归属意识，这也是建国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希望创造的文化。克雷明复杂而多线索的美国教育故事没有忘记历史上的边缘人物，但中心仍然是美国的白人英雄。克雷明甚至也讴歌底层人物、有色人种个体的教育自我奋斗经历，但美国教育的方向，包括边缘人物和族群的教育方向最终还是指向了美国的主流价值。功利主义的奋斗精神也罢、福音教义的传播也罢，民主的向往仍然是美国教育的灵魂所在。美国的“合众为一”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教育来架通桥梁。这一点，在克雷明的教育观念与民主理念深处早已铺好了地下通道。所以，克雷明的教育史故事相比卡伯莱显然并非白茫茫一片，但中心与主流仍然存在，美国教育史故事的基本色从卡伯莱到克雷明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克雷明教育史学实现了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范式转换，但没有完成“颜色革命”。以多元文化视角看美国教育史学的种族与族群主题，克雷明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修补与改良。
（三）斯普林教育史学的颜色革命
如果说卡伯莱制造了美国公立学校的一个白色神话，到了斯普林的学校故事中，有色人种的教育经历早早地走进了美国教育史故事。斯普林关注的是欧洲殖民者与当时土著美国人、被奴役的非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教育历史与问题。
英国殖民者当时对土著人的立场与态度实际上是欧洲白人文化和种族自我优越感的极度膨胀。英国人在马萨诸塞殖民公司的最早自我设想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土著人来说是一种恩惠与帮助：“快来呀，帮帮我”。这是殖民者当时对土著人反应的一厢情愿。当时的欧洲白人主流群体担忧土著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会玷污他们的白人血统，许多新英格兰定居者希望公共学校能够根除那些野蛮文化。［25］而土著人对于英国人的教育与归化并不感兴趣，并不觉得欧洲的文明与生活方式值得他们效仿追随。英国人对于他们宗教与文化的优越自豪感支撑着他们的归化计划，印第安人被标志为“异教徒野蛮人”。斯普林在早期美国教育史中部分披露了印第安人由于欧洲人入侵造成的人口锐减——主要是因为疾病。斯普林估计当时美国东海岸90%的印第安人被夺去了生命。在斯普林的教育史书写中，早期美国教育史的颜色问题除了土著美国人的教育之外，还有被奴役的非洲人。在残酷而黑暗的种植园中，被奴役的非洲人遭受了一个“去文化化”的过程。语言的孤立，使非洲奴隶无从融入欧洲文化，在奴隶中形成的隐秘亚文化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们作为被奴役群体的身份意识。斯普林认为黑人奴隶的音乐、宗教以及他们的口语传统等所形成的一套文化机制和内容，其某种积极的意义在于构成了一个文化避风港，保护和帮助黑人奴隶经受奴隶制的残忍摧残。美国历史上最为紧张的种族问题无疑是黑人问题。黑人教育问题也是美国教育史上最为沉重的话题。斯普林在众多版本的《美国学校》中无不深深触及美国教育种族问题的中心——黑人教育问题。就史料角度而言，在注意到斯普林对黑人教育史文献和公民权历史变化文献的统筹把握之外，一个有趣而却远远超出符号象征意义的史料印迹是“黑奴—黑人—非裔美国人”这样一个带有梯队性质的文献名称变化。［26］
早期殖民地时期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学校类型，在斯普林的教育史故事中并不具有卡伯莱所认为的那么高的价值与意义。斯普林让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故事与教育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组成部分来编织早期的美国教育史。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学校全然没有了卡伯莱故事中的种子效应。卡伯莱可以为他的美国学校追寻文明之源，而在斯普林看来，这不是美国学校故事所需要强调的。如果说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故事颂歌可以在早期殖民地找到火种的话，那么在斯普林的学校故事中，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尤其是有色人种遭受的文化剥夺为后来学校的“文化战争”埋下了导火索。斯普林对美国四大少数族群教育问题的历史探讨是《美国学校》的重中之重。实际上，斯普林在第一章所拟定的两大关键词“意识形态操纵”与“文化战争”，正是通过四大少数族群为了教育平等的斗争而具体展开的。尤其是文化战争问题，主要的交战方之一正是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在斯普林笔下，每一个少数族群专门有一章的篇幅展开他们的教育故事，而且主要是为了争取他们教育机会与教育平等的事迹。毫无疑问，少数族群的教育史充满了血与泪，卡伯莱的赞美与克雷明的温情到了斯普林这里基本成了冷冰冰的面孔。在斯普林看来，美国的“公共学校”在漫长的过去从来就不曾对所有孩子“公共”过。美国各大族群围绕文化主导和优势的争夺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结束。［27］公立学校的白色巨塔在斯普林笔下轰然而塌。真实的美国教育史从来不是卡伯莱笔下这么简单而美好，白色也难以说是美国教育的基本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等其他颜色在美国教育的白色之链上早早就打上了印迹。卡伯莱等众多史家只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性忽略而已，而斯普林所做的，就是强调甚至是夸大这些杂色的斑点、印迹，及其相应的功能与价值。
四、关键缘由：美国教育史家文化认同
卡伯莱及其《美国公立教育》是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重要标志。卡伯莱代表作的教育史书写讲述了一个以美国公立学校为主角，以教育历史进步为基调的颂歌故事。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这主要是以美国白人族群事迹为基本故事的美国教育史，美国WASP主流文化与价值得到极度宣扬与褒奖。美国有色人种的声音与形象在卡伯莱的教育史故事中分量有限，处于从属与边缘地位。卡伯莱的教育史故事成为主流文化与价值的时代强音的同时，不自觉地忽略甚至在无形中压制了美国教育史上的“他者”影像与声音。卡伯莱书写的美国教育史故事的意义与价值在传递某种教育史事实的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不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一个具有卡伯莱标签特色的美国教育史多元文化世界，一个为主流文化与价值喝彩，张扬一种盎格鲁一致性的教育史故事的世界。利用事实为背景来描绘美国教育演进的图景，把握美国教育发展的精神，是卡伯莱的信条。在对“美国教育精神”的把握上［28］，卡伯莱无疑是将其与美国民主生活联结起来了。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给出的一个美国教育史结论是：美国教育，尤其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建构了美国的优势文化，奠基了美国的民主生活。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最后呈现的是一个代表美国白人主流族群心声的故事。美国公立学校制度创立过程中的民主派战胜保守派，是美国民主生活方式的胜利，也是美国多元文化的主流与前进方向。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没有对美国教育历史中的族群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当然，卡伯莱敏锐地看到了20世纪前后美国移民给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教育带来的深刻变化与迫切要求，这方面的教育史书写可以说是卡伯莱最接近美国族群关系问题的地方。正是在关于美国部分移民与美国教育关系的有限笔墨里，卡伯莱表达了其族群文化的价值立场。根据卡伯莱在书中的描述，他当时认识和关切到了美国的众多少数族群。在卡伯莱眼里，这些少数族群首先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少数族群，其中尤以来自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为主。在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历史进程漫长画卷中，德语与路德教派的学校是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此外，天主教学校与来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关联紧密，卡伯莱给予了这些来自欧洲的老移民和新移民一定的历史地位。在《美国公立教育》一书中，“同化”一词是直接使用的。同时，卡伯莱的教育史书写时代，正是美国话剧《熔炉》火热后的时代，卡伯莱显然同意“熔炉”的基本主张，即实现美国的民族同化。基于民族同化观念，卡伯莱坚信欧洲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熔炼是一种可能的希望与将来，其中，公立学校将切实发挥出它的建设性功能。从卡伯莱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衷可见，他所谓的“同化”最终还是以WASP文化为旨归。
克雷明的《美国教育》是美国修正主义教育史学的重要标志。克雷明的鸿篇巨著讲诉了一个关于美国教育结构的复杂故事，一个以美国教育经验“和谐”为整体特征和结局方向的教育史故事。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看，这是一部相比《美国公立教育》加入了更多“他者”声音与影像的美国教育史。美国终归是以PAAC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社会，美国教育史是融福音教义、民主向往与功利主义三位一体的教育理想的展开。美国的英雄足迹在遗忘黑人、印第安人等“他者”的同时继续前进，教育史故事画卷的颜色被一定程度重描了，从而表现出一种相比卡伯莱白色神话的颜色改良。不过，“克雷明故事”最终仍然是一个立足美国主流族群与文化的教育史书写。克雷明认为，民主的向往是美国教育理想的重要方面，可以通过教育来为美国的民主生活做好准备。［29］面对多元文化和“他者”声音，克雷明选择在尊重和宽容少数与边缘的同时，为美国的主流和多数辩护，寻找他在历史中发现的美国“共识”与“一致”，从而显示出多样性基础上整体“和谐”的美国教育史多元文化世界。凝聚共识，追求和谐，调和美国多元文化，这是克雷明的美国教育史。如果说卡伯莱故事的WASP书写模式，在多元文化问题上带有一种天然的狭隘性，那么克雷明无疑走出了这种狭隘性。虽然美国主流价值在克雷明的教育史故事中继续发出响亮的声音，但是克雷明并没有忘记美国黑人、印第安人的苦难岁月，以及他们当中某些教育的自我奋斗。克雷明笔下的复杂故事之宏伟瑰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更为开阔的文化视角。克雷明发现和归纳的融福音教派的教义、民主的向往和功利主义的奋斗精神于一体的美国教育理想，丰富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与卡伯莱相比，克雷明所塑造的美国教育史多元文化世界呈现出更多族群文化色彩。克雷明看到了20世纪美国四大少数族群的教育抗争以及遭受的偏见与歧视。少数美国有色人群通过自我学习的成长奋斗，可以接近和走入美国主流文化，共享美国主流价值。但是，克雷明认为美国少数族群的文化仍属边缘，并不足以构成美国教育的主要旋律与线索。克雷明的《美国教育》主要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自始就是为了纪念美国教育部百年庆典的一部作品。［30］可见，克雷明的《美国教育》具有为政府服务的官方背景与色彩。
斯普林的《美国学校》是美国激进主义教育史学阵营的一部重要作品。斯普林自承其教育史讲述的是美国学校的故事。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看，斯普林的教育史故事相比卡伯莱与克雷明而言，可以说对美国教育史上的族群文化关系作出了重新定位。美国四大少数族群的经历与故事占据了美国教育史的重大篇幅，美国学校成为文化战争的重要场所。斯普林故事发出了更多的边缘声音，展现了更丰富的少数族群的教育史画面。文化战争的残酷经历意味着美国教育史上少数族群遭受的某种文化剥夺，偏见与歧视的不公是美国教育史不容否认的阴暗一面。通过为少数族群发声，在拨乱反正某种教育史真相之外，斯普林冀望新的教育史故事能够启发读者的反思，为美国教育史的种族问题寻找批判性思考后的答案。斯普林彰显的美国教育史多元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根本价值转向的教育史世界。斯普林注意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如何形成现代社会的观念，而“学校是许多企图操纵社会中观念传播的机构的一种”。［31］在斯普林的教育史故事中，学校成了观念传递和价值形成的一个场所，一个容器。观念、价值、文化和利益都可以也必然在其中交涉、竞争乃至厮杀决斗，最后获得胜利的总是那些最有力量和最有活力的利益集团与文化群体。让这些原本处于暗箱操作的过程显现出来，是斯普林所认为的一种美国教育史。所以，斯普林教育史学及其故事讲述偏向一种政治属性和维度。围绕美国学校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支配，政府与市场，行政、立法与司法，学校、社区、家长、教育委员会、基金会等，各方粉墨登场，主流价值和弱势群体，中心与边缘，在斯普林看来，美国学校简直就是美国社会的缩影。斯普林认为，学校教育“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人或社会”。［32］不像卡伯莱和克雷明对教育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更深的情怀，斯普林的学校故事有着更多的血和泪，更多的冲突与不平。这种不如克雷明“和谐”，也没有卡伯莱“进步”的教育史故事，其中蕴含和传递的观念价值显然不是被认为一直延续传承的美国主流价值。相反，斯普林的学校故事所传达的正是冲击和反抗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念的不同声音。这里的声音很大部分源自被斯普林放大了的美国少数族群的教育史心声。一个不容忽视的直接因素就是，斯普林具有纯正的印第安人血统，并有明确的自我认知，他特别强调自己的“血统”和“登记在册”的美国印第安人身份。［33］由此可见斯普林对自我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与骄傲。这种身份意识和文化归属无疑是斯普林更容易看到和尊重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边缘和少数的关键动因。身为抱有深切自我认同的少数与边缘，面对主流价值和文化，斯普林渴望得到尊重、得到承认，互享一种差异的认同。这一点，是斯普林与传统教育史学和温和修正派教育史学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在斯普林的“激进主义”教育史学背后，有一股浓烈的价值依托和承认渴望。
文章来源：外国教育研究
